邓稼先与杨振宁的友情：幼时邻居、中学同校、(3)

1950年6月，他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撰写好博士论文：《筑核的光波蜕变》，顺利通过答辩，8月20日，26岁的邓稼先取得博士学位。

邓稼先出国仅用了23个月就取得博士学位，掌握了当时处于世界最前沿的理论核物理科学，为将来卓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。

8月29日，在拿到博士学位的第九天，邓稼先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，远渡重洋，和190多名留学生还有学者，回到祖国的蓝天下。

从那时起，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分开走了，他们在各自的人生路上创造、专研、奉献……。

1950年10月，26岁的邓稼先进入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，从事原子核理论的研究，一做就是八年。

1958年春天，一项神圣的使命赋予邓稼先还显稚嫩的肩膀上，他被选作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。他明白他所选择的，也知道他将要付出的，他和一批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者一道，在这个神秘而荆棘的领域里开始了艰难的起步。

此后，群众性场合再也看不见他的身影。邓稼先消失在家人的视线里，亲朋好友都无从寻觅他的踪迹，连他的妻子许鹿希也不清楚丈夫的具体情况，只知他在执行着一项异常重要的工作。

1964年10月16日15时，神州升起第一朵蘑菇云，全国人民为之欢腾。

当杨振宁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激动不已，他还不知道他的挚友邓稼先是原子弹的设计者。那时，杨振宁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，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，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，是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。

邓稼先经常对人说：“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。其指导作用将以世纪来计量。他在规范场的成就，也应该获一次诺贝尔奖。”

1971年杨振宁先飞巴黎，向中国驻法使馆提出探亲申请。他在中国大使馆一杯茶还没喝完，签证手续已全部办妥。

杨振宁飞抵上海后，接待人员在机场为他安排日程，并请他列出想要会见的人员名单。杨振宁渴望见到久别的亲朋好友，邓稼先是他首列的人员之一。

两位阔别了二十多年的挚友再度见面，他们思潮涌动，感慨万千！

杨振宁在北京的日子，因为邓稼先的陪伴，丰富而充实。但他并不知道，因为迎接他，邓稼先才从大西北的“学习班”给放回来的，此前他和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已经“被学习”了四个月。

多年的辛勤，多年的付出，邓稼先过早地有了白发，与杨振宁相比，他显得苍老疲惫。

杨振宁问邓稼先在哪里工作，邓稼先回答说：“北京以外。”杨振宁又问是什么单位？邓稼先回答：“京外单位。”

回到家里，杨振宁问弟弟振汉，什么叫京外单位？杨振汉说：“哪里有京外单位，是他不便告诉你。”

杨振宁已意识到邓稼先的难言之隐，于是在以后的谈话中，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他的工作情况，但是心中的疑云久久不能散去。

结束在北京的行程，杨振宁要去上海，临登机前，在停机坪栅栏口，他突然回身对相送的邓稼先说：“我听说，有一个叫寒春的美国人曾经参与原子弹工作，这是真的吗？”邓稼先回答杨振宁，他觉得没有，但是确切的情况他会再去证实一下，然后告诉杨振宁。

邓稼先把这个情况向领导汇报了。一直汇报到周恩来总理那儿，周总理明确指示：可以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杨振宁，中国的原子弹、氢弹，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，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。

1971年8月16日，在杨振宁离开上海经巴黎飞美国的前夕，上海市领导在上海大厦为杨振宁饯行。席间，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杨振宁身边，递上一个信封，说是北京派专人送来的。

杨振宁接过信封，撕开。信中写道：“振宁：你好！上次你问的问题，周恩来总理让我如实告诉你：中国的原子弹、氢弹，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，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……。”

这封短短的信给了杨振宁极大的感情震荡。他低头读着信，一时热泪满眶，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整容……。

他为了民族而自豪，也为了邓稼先而感到骄傲。以他的应变能力，风度傲然，令人很难看到内里。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，被他的老同学实现了。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。

1972年杨振宁再次回国，来到了邓稼先家做客。俩人谈话的时候，又默契，又幽默。在他面前，邓稼先更多的时候保持倾听的姿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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